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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

    引领潮流 发扬国光

    发布时间:201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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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天津博物馆创建100周年。

      1918年6月1日,在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严智怡的倡导下,天津博物院建成开放。20世纪50年代,天津博物院、天津广智馆、天津市立美术馆三馆合一;2004年又在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基础上组建天津博物馆。

      一百年前创建的天津博物院,是我国首家“公办民助”的综合性博物馆。该馆成立之初,即率先实施理事会制度,首次采用全景陈列法,在学术研究、宣传教育、服务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重要业绩。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收藏家纷纷捐献文物,踊跃支持文博事业发展,铸就了天津博物馆珍贵文物的典藏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市文化事业砥砺奋进,长足发展,创建了以天津博物馆为龙头,集文物、美术、图书、剧院等于一体的天津市公共文化场馆群。

      天博百年,折射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跌宕起伏,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百年沧桑到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如今的天津博物馆,正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针,聚精会神谋发展,昂扬奋进谱新篇,全力推进文物“活”起来,不断满足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北洋重镇 潮流驱动— —天津博物院的创办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随着开埠通商和洋务运动在天津的兴起,天津的早期现代化进程由此拉开帷幕。为了富国强兵和培养西文西艺各种人才的需要,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在李鸿章的推动下,一批新式工厂和学堂相继在天津建立。20世纪初,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推行“新政”,天津早期现代化进程得到全面推进。天津作为北洋重镇和直隶省府,在当时“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大潮的推动下,大量有识之士齐聚于此,纷纷倡办教育和实业,以挽救民族危亡,并逐渐形成了亦绅亦商的“绅商”和从事新式教育的“学绅”两大社会群体。作为新派绅士,为了发展实业、创办新式教育,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对国外进行考察,并在天津积极开展具体的实践活动。1903年9月10日,为“开通民智,提倡工商之进步,启人智慧”,直隶工艺总局首先仿日本商品陈列所成立博览馆性质的天津考工厂,以引导和鼓励发展民族实业。1905年3月15日,以濬发学识,教育实验为宗旨,直隶工艺总局又仿日本的教育博物馆建成天津教育品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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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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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发展社会教育的需要,这些新派绅士感到普通博物馆,而非专门博物馆,“其天职,盖在阐明文化,发扬国光,以辅助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不逮”,萌生了在天津筹建综合性普通博物馆的想法。1915年,以参加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为契机,严智怡等在美期间参观了美国各主要博物馆,通过对博物馆展陈设计、展品来源、人事组织、经费运营等情况的详细考察,加深了对于现代博物馆的认知,同时也为之后创建博物馆积累了社会资源与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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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馆正门牌楼

    天津博物院的建立绝不仅仅是搭建一处“藏宝楼”这么简单,而是要创建一座涵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具备征集、收藏、展示、修复、研究、宣教等功能的综合性博物馆,更重要的是肩负起“教育兴国”的重任。在美国考察期间,筹备人员收集了大量印第安人的实物、照片等人类学物品。这不是其一时兴起,随意为之,而是对人类文明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之后而着手的,一方面说明天津博物院没有局限于本族本土,而是具备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同时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印第安人,人类学者谓与黄种同源。以文化低落,日渐式微,近殆绝迹于世,公取其风俗事物,昭示国人,观者宜所警惕”,即利用国外民族文物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见天津博物院的办馆理念已经超脱了一般的文化层面,而是将其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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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第安人类学展品——印第安人所制陶器(此器为北美印第安普布罗族人所制。器面白底,紫黑花纹,底部无花色红,近口处亦红色。)

    1918年,天津博物院(该院由于历史原因曾几度易名,为便于理解与叙述,文中统称之天津博物院)正式成立开放,并将在美国学习到的“全景陈列法”(Panoramic Display)首先应用于展览之中,设计了狮、豹、野猪、海底鳞介等巨型生态景观,大大增强了展览的表现力和观赏性,深受观众喜爱。天津博物院由董事会管理运营,经费主要来源于直隶实业厅,并以民间自筹为辅,其为中国最早的“公办民助”博物馆。此外,天津博物院在开放上对待特定观众(学生团体、研究学者等)或在特定时间内(法定节假日等)均有优惠或免票政策,充分彰显出博物馆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价值意义。为将文博事业发展壮大,1935年,天津博物院院长姚彤章与副院长严智开(严智怡弟)作为共同发起人之一,参与创办了中国博物馆协会,同时严智开被选为中国博物馆协会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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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大会纪念摄影(箭头所指为严智怡弟严智开)


      守望文明 开启民智——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早在建院之前,严智怡便组织过直隶实业大调查,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将直隶地区的历史地理、天然物产与商业产品等进行科学系统地整理分类,这不仅为日后天津博物院的藏品管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国人从事类似实践活动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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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筹备会成立纪念

    天津博物院成立后,为了满足社会教育和普及知识、开启民智的需要,积极对各类自然标本和文化遗产进行搜集、保护,并围绕它们,开展丰富多彩的展览展示和社会教育活动。1919年 4月,天津宁河蛏头沽一座头鲸搁浅死亡,天津博物院将其解剖、整形、制作标本、绘图、编说明、制作鲸各种产品及经济价值图表,在大胡同金华商场内举办“观鲸会”,连开四天,吸引观众两万余人。天津博物院将鲸制成标本,出版《天津博物院座头鲸说明书》,以此向民众进行科普教育,这在我国当属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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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博物院座头鲸说明书》

    1920年,直隶巨鹿县发掘出宋代古器物,天津博物院派人前去搜集,其中1幅出土残画是宋大观二年(1108年)秋,河堤决口,大水冲入城中,与旧城同时被埋覆。天津博物院以此残画为主题,在院办半月刊上辟出专门一版,从读者提出的若干问题中,筛选出14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加以剖析解答。读者提问涉及历史地理,衣着服饰,纸笔画法,文物保护等,话题种类丰富并不乏专业性。如读者问:“发掘旧城,当如何保存?”天津博物院答:“当仿意大利保存庞贝(pompeii)旧城先例。疏剔其建筑器物,辟为考古巨观,美术家及游览者如置身八百年前汴宋古民环境中。庞贝旧城历史,见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从问答中,我们不仅看到当时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保护意识,更为叹服的是博物馆宽广的文化视野和专业的学术态度,将意大利庞贝古城的保护理念与意义同中国的文化实践相结合,通过知识和思想上的普及传播,充分发挥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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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天津博物院历史部收藏巨鹿发掘宋大观埋覆藏画答客问》(《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5期第1版)

    1933年,严智怡在天津广智馆内成立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水西庄坐落于天津南运河畔,为清初盐商查氏家族创建,招揽天下文人和书画艺术家汇聚于此,是南北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津门儒雅文化的代表。乾隆皇帝曾先后四次驻跸于此,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将天津“水西庄”、扬州“小玲珑山馆”、杭州“小山堂”并称清代三大私家园林,时至清末,水西庄逐渐衰败。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是中国较早成立的文物保护组织,旨在对遗址和相关文物加以保护,以期他日重建园林,辟为公共游览之地。民国总统徐世昌为其题写匾额“水西庄”。严智怡还遵照父亲严修遗愿,将自家槐厅3间房屋捐给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使用。1934年12月,委员会曾举办“水西庄文物展览会”,为引导民众爱护文物古迹,保护传承优秀文化遗产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博物院损失惨重,工作人员在天津美术馆开设办事处,将剩余文物转移至此,尽其所能保护仅存的文物。

      阐明文化 发扬国光——学术科研硕果累累

    天津博物院在学术研究方面极为重视,并与地方、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当时居全国前列。博物院经常与北疆博物院就地质矿石、动植物标本等进行学术上的往来。此外,还收集到大量来自东北、华东、华南各学术机构赠予的标本,尤其是落成后由岭南大学寄来的食虫植物,共七八千张。1935年1月,天津博物院与近代中国建立较早、最有成就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前身——静生生物调查所建立了全方位的技术合作:1.交换所采副号标本。2.借用参考图书标本。3.请代审定所采动植物标本科目名称。4.生物著作出版合作。此外,在国际上,天津博物院与法国巴黎博物院、英国皇家博物院等机构保持着学术往来。1923年天津博物院寄给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先生的信中曾提到,天津博物院将本院出版的《秦书八体一委》《秦书集存》《国文探索一斑》《巨鹿宋瓷丛录》及汉党锢残石拓片等委托法国驻津领事苏馨代寄巴黎博物院,供相关学者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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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文探索一斑》

    在学术成果的推广上,天津博物院也不遗余力,先后出版了多部重量级著作。1920年出版了王襄著《簠室殷契类纂》,这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字汇,开编纂甲骨文字典之先河,也是王襄多年研究甲骨文的重要成果。全书以《说文解字》部首顺序排列,检索极为方便,每一辞条下既有考释文字,又有整句卜辞,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1925年天津博物院又出版了王襄辑《簠室殷契徵文》,全书按天象、地望、帝系、人名、岁时、干支、贞类、典礼、征伐、游田、杂事、文字十二大类划分,基本概括了甲骨卜辞的全部内容,依据甲骨文中所占卜的事项分门别类加以著录。1921年12月天津博物院出版了《国文探索一斑》。内容共分六部分:一、华夏文字变迁表;二、中华民国现在通行文字;三、华夏文字支衍表;四、华音声纽根原表;五、华埃古文比较略表;六、巴比伦文与华古文比较略表。该书是研究中国文字及与世界关系的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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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簠室殷契徵文》(附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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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簠室殷契类纂》

    除此之外,天津博物院还出版了《巨鹿宋器丛录——第一编 瓷器题字》《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此时天津博物院更名为河北第一博物院)、《蘧庐画谈》《秦书八体原委》《秦书集存》《尚书骈枝》《金石文字辨异》《奕载堂古玉图录》《上善堂书目》《纵横线图案一、二、三辑》《儿童应用动物植物图谱二种》等一批刊物,为学术研究与社会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8年是天津博物馆成立100周年,回望百年,正是以严智怡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以博物馆为平台,抱定“文化兴国”的理想,创造性地完成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工作,为天津博物馆打下雄厚而充满活力的根基,也为华北地区,乃至中国早期的文博工作做出许多开创性的探索尝试,于社会民众开辟了“阐明文化、发扬国光”的新局面。

      (文/图:天津博物馆)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