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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研究

    从“博物馆管理”到“博物馆治理”

    发布时间:2018-05-30张晓云

    “博物馆管理”概念的提出


    管理是人类社会共同劳动中不可缺少的社会职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管理者通过执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职能,整合组织的各项资源,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活动过程。博物馆的管理,从狭义上说是对博物馆的人员、藏品等资源以及业务活动内容和方式,予以科学整合配置的过程,即对一个单体博物馆的工作和事业发展的微观管理。从广义上说,是对博物馆全行业全区域进行综合规划和调控的宏观管理。博物馆管理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博物馆管理的研究与实践,与国家不同时期的政策法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等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政策特征和时代特征。博物馆尽管类型、层级、规模多样,但总体而言,建国60多年来中国的博物馆管理,无论是宏观的规划管理,还是微观的运行管理,主要是实行以行政管理为主线的管理模式。

    2015年3月施行的国务院《博物馆条例》是建国以来中国博物馆管理制度的集中阐释。其中,第三章“博物馆管理”从第十七条到第二十七条,共11条,对五个方面的内容做出了规范:一是组织管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组织管理制度;二是人员管理,所有博物馆专业技术人员,平等享有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的权利;三是资产管理,博物馆依法管理资产和开展商业经营活动;四是捐赠管理,博物馆依法接受捐赠;五是藏品管理,博物馆依法获得来源合法的藏品,建立严格的全链条藏品管理制度。第三章的“博物馆管理”,是站在博物馆举办者、运行者的角度,用于调整博物馆内部关系的狭义的管理范畴。实际上,《博物馆条例》关于博物馆管理的内容,还包括第一章的“行业组织管理”、第二章的“设立登记管理”、第四章的“开放服务管理”等内容,用于调整博物馆与社会、博物馆与政府、博物馆之间的更为广泛的关系。


    治理理论与“博物馆治理”


    治理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的政府管理改革,现已成为全球政府治道变革的普遍趋势,并迅速成为影响全球的理论范式。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的过程,强调政府与社会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寻求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它以合法性、参与性、公开性、透明性、回应性、法治性和责任性等为基本特征。治理理论引入中国近二十年,风靡于学术界,“治理”“善治”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词。

    从“管理”到“治理”,内涵与外延有了巨大变化,治理的主体和方式更加多元化、多样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广东经济学会魏伟新认为,所谓“管理”,就是依赖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把属下地区和人民“管”住、“管”好,全能政府色彩浓重,较少采取协作、互动的方式,而“治理”有“整治、调理、改造”的意思,更强调化导性、协调性、沟通性、灵活性,彰显了社会建设的公平、正义、和谐、有序。浙江工商大学何翔舟等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来说,治理作为一种改革的思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对公民社会和市场作用的充分肯定,开阔了公众和政府管理者的思路,有利于正确认识并解决中国当前与未来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并构建合理的公共权力行使框架。

    2011年3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等多种形式的治理结构,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提高运行效率,确保公益目标实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将以往通常使用的“管理”改为“治理”,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这既是对治理理论的积极借鉴,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实践总结和必然选择。《决定》要求,要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组建理事会。完善博物馆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组织管理制度,消除旧有管理模式的弊端,完善博物馆科学决策机制,成为博物馆管理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


    “博物馆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博物馆条例》对“博物馆管理”“行业组织管理”“设立登记管理”“开放服务管理”等内容做出了明确规定。在该《条例》中,尽管大量使用了“管理”这个词汇,但实际上在法人治理结构、行业组织管理、定级评估、社会力量参与等诸多方面,已呈现了由“博物馆管理”到“博物馆治理”的变化趋势。

    建立博物馆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反映了博物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全面建设法治社会对博物馆依法治理的内在需求,以及博物馆突破“千馆一面”实现特色治理的现实诉求,是博物馆治理的重中之重。英国光之盒美术馆馆长玛丽莲·斯科特女士指出,理事会在博物馆管理和运营中扮演着领导的角色,最突出的作用是治理。

    国家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高度重视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2014年8月,文化部从全国遴选10家公共文化机构,作为国家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首批试点单位。广东省博物馆作为其中唯一的一家博物馆,在理事会的推动下,广东省博物馆成为全国首家每年向社会公布年度报告白皮书的博物馆。2015年,国家文物局在全国选取了142家博物馆,开展理事会制度建设探索性试点,在完善博物馆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推动公众和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决策和建设、增加管理公开透明度等方面积累有益经验,并制定公布了《国有博物馆章程范本》和《非国有博物馆章程示范文本》。南京市博物总馆探索实行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列入2016年南京市深化改革重点推进任务。2017年3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二十四条:“国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根据其功能定位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吸收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和公众参与管理。”2017年9月,中宣部、文化部、中央编办、财政部、国家文物局等7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确定把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纳入博物馆运行评估和绩效考评体系,完善监督和激励机制,推动实施方案的落实落地。


    推进“博物馆治理”的相关思考


    博物馆治理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战略性的新的事业。当前,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巨大变化,既给博物馆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又提出了新的挑战。政府、社会、博物馆,只有积极融入,加强协作,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上探索创新,才能更好地提高博物馆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共同实现从“博物馆管理”到“博物馆治理”的华丽转身。

    一是大力推进博物馆标准化建设,注重突出规范性。充分借鉴其他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的有益成果,挖掘创新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和形式,指导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博物馆硬件建设、基本服务、评价考核标准指标体系,补齐博物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方面的短板,建好、管好、用好博物馆设施,规范好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流程、博物馆社会服务效益评价,增强博物馆对社会文化需求的适应性、社会服务的可及性。

    二是重点加强县级博物馆建设,注重突出均等性。坚持“重心下移”,对县级博物馆这个中国博物馆群体中特殊的“底盘”加强政策扶持和规划引导,实行资源优化配置,将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作为县级博物馆业务发展的重中之重,鼓励增强和拓展基层服务能力,切实缩小公共文化服务的城乡差别,有效解决服务覆盖城乡、区域、人群不够均衡的问题。

    三是促进博物馆与科技的融合,注重突出现代性。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深挖博物馆资源潜力,并逐步作为未来智慧博物馆发展的方向。重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在博物馆的应用,加强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云平台,针对公众的不同需求,提供丰富的、个性化的博物馆文化产品,实现有效供给,提高效率和效能。

    四是广泛吸收社会参与博物馆事业,注重突出公共性。在重点推进国有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同时,加大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的力度,鼓励民办、行业博物馆发展,指导其规范管理、良性发展,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鼓励社会力量以不同方式参与博物馆建设、设施管理、服务项目运营及业务活动,以此促进博物馆自我发展,焕发其公共性应有的活力,推动实现博物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五是推动公共文化资源整合协同发展,注重突出整体性。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各部门职能作用和资源优势,在规划编制、政策衔接、标准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加强统筹、整体设计、协调推进。探索突破行政区划和层级壁垒,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互联互通,建设博物馆及其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横向、纵向、区域联盟,整合各类公共文化资源,实现区域文化共建共享,提升综合效益,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

    六是加强博物馆学研究,注重突出学术性。关注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学术背景,加强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研究、博物馆公共文化政策法规和理论的研究,做好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型、研究型专业人才的培养,并紧密结合工作实践,借鉴国外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博物馆学、公共文化研究成果,以博物馆学理论来指导实践、丰富实践。


    编辑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