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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考古

    中沙合作在红海之滨开展港口考古

    发布时间:2018-05-18 中沙联合考古队

    为落实中沙两国政府间协议,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由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沙特国家考古中心联合组织的中沙联合考古队,对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沙特塞林港遗址(Al Serrian)进行了为期20天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超乎预期的重要考古成果。发掘确认此处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处贸易港遗址,特别是在遗址多个地点发现了分属不同时期的中国瓷器残片,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项目的背景和源起

    中沙联合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是国家文物局落实两国政府间协议、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考古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2016年1月19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与沙特旅游与遗产总局副主席哈班共同签署文化遗产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同年12月21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刘曙光与沙特旅游与遗产总局副主席哈班在北京共同签署《中国-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合作协议书》,计划对红海之滨的塞林港遗址开展持续五年的考古工作。本年度中沙联合考古队由双方各选派五名专业考古队员组成,中方学者姜波博士和沙方学者扎哈尼博士共同担任领队。参加项目的中方队员有:梁国庆、聂政、赵哲昊、王霁;沙方队员有:Mahdi, Ammar, Waleed, Kalaf, Ahmed。田野考古工作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至4月14日,累计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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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沙联合考古队工地合影

    红海是古代海上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在阿拉伯语境中,红海意即“东方的海”,是通往东方的重要通道。红海之滨,尤其是阿拉伯半岛一侧,沿岸有许多著名的海港,其中有三座海港非常特别,一是通往麦加的吉达港,2014年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处是通往麦地那的吉尔港,近年曾有英国考古队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再一处就是此次中沙联合考古的工作对象——塞林港,它是通往内地金矿与贸易中心Al Sham城的贸易港。2016年5月,国家文物局派出代表团赴塞林港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与沙方代表共同确定在此开展合作考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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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队员研究珊瑚石墓


    本年度塞林港考古的成果与收获


    塞林港曾经是一处繁荣海港,后因故废弃,从此在人们的记忆中销声匿迹。近年来人们在红海之滨的沙漠里发现了已被流沙掩埋的遗址废墟。由于迄今尚未开展过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塞林港的真实面貌尚不为人所知。此次中沙联合考古队通过拉网式调查与重点遗迹解剖,究明了遗址的功能分区与埋藏状况;采用无人机航拍完成了遗址地表信息的收集、测绘与3D重建,发现、确认了多处建筑遗址和两处墓地。中国传统的碑铭拓印技术也在本次考古工作中大放异彩,考古队员对墓地残留的40余方墓碑进行了拓印,使得原本漫漶不清的碑文清晰可读。

    通过卫星影像和航拍照片分析,塞林港遗址坐落于两条季节性河流(现已完全干涸)与红海交汇的台地上,西、南两面均为红海。这里既有海陆交通之便利,又可为海船提供淡水补给,是海港选址的绝佳地点。整个塞林港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分南、北两区,南侧为建筑区,北部为墓葬区。考古队员在建筑遗址区发现四处建筑台地,并清理出保存尚好、用珊瑚石垒砌的建筑墙体等遗迹。遗址北部发现两处规模庞大的墓地,排列密集,规划有序。结合航拍影像分析,两处墓地的墓葬总数预计在1000座以上。考古队员在一处180平方米抽样测绘区域内,累计发现了29座由珊瑚石垒砌的墓葬。值得一提的是,同一类型的珊瑚石墓,在我国海南岛的三亚、陵水一带也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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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址出土清代中国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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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址出土宋元时期中国瓷器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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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林港出土铜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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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址出土青花瓷

    中沙联合考古队还在遗址现场发掘、采集了较多的文物标本,包括青铜砝码、波斯釉陶、阿拉伯陶器与釉陶、玻璃器、黑曜石器等,为解读塞林港遗址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出土的青铜砝码,实测重量为194克,是海洋贸易的重要见证。在以往发掘的沉船与海港遗址中,因为海洋贸易的需要,常有古代度量衡器的发现,比如著名的“南海一号”沉船上就曾出水成套的天平和砝码;在埃及、波斯湾地区的港口遗址,类似的铜砝码也一再被发现。著名的新安沉船,是一艘从宁波启航前往日韩地区的贸易船,不幸触礁沉没于韩国新安海域,此船就曾出水“庆元路”(元代宁波港称庆元路)铜权,类似的文物在以海洋贸易而著称的舟山群岛(岱山岛)也有发现。

    塞林港遗址出土的贸易品,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国际贸易特征: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阿巴斯王朝时期的釉陶器、来自波斯湾地区的波斯釉陶以及来自遥远中国的瓷器,在一个港口遗址上共生出土,而文献亦曾记载红海之滨的海港往往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也门人、阿曼人、印度人、犹太人汇集之地,古代中国人亦曾涉足此地。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波斯人和中国人留下的印记。古代波斯人是海洋贸易的先驱,在波斯湾、阿拉伯湾、红海航线上十分活跃,很多著名港口都活跃着波斯人的踪影,波斯语也成为中世纪海上通用的国际语言。塞林港之北的吉达港,阿拉伯文献就明确记载这里通行波斯语。此次开展考古工作的塞林港遗址,无论是建筑区还是墓葬区,都有波斯釉陶的发现,联想到作为生活实用器的波斯釉陶,在伊朗斯拉夫港口遗址、印度奎隆港遗址、斯里兰卡加勒港遗址、菲律宾海港遗址、柬埔寨吴哥窟遗址、越南升龙皇城遗址、中国沿海港口(广州、福州、宁波、扬州等)、韩国的新安沉船以及日本的太宰府遗址等,可以清晰勾勒出古代波斯人在海上航行的轨迹。

    塞林港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残片,尤其值得注意。中沙考古队员在遗址多个地点发现了分属不同时期的中国瓷器残片,包括宋元时期的莲瓣纹青白瓷残片、龙泉窑系的青瓷残片,以及明清时期漳州窑系的青花瓷残片等,这是红海地区港口遗址考古中首次发现中国瓷器残片,为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据201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阿拉伯之路”文物展,阿拉伯半岛曾有唐代越窑青瓷片出土。由此可见,元代汪大渊和明代马欢提及中国瓷器在中东地区销售的文献记载,并非空穴来风。


    塞林港遗址的年代与性质


    根据此次考古成果,遗址的年代可以明确界定在9~13世纪。塞林港遗址在文献中首次被提及,是在公元895年(伊斯兰历282年)去世的一位阿拉伯作家的作品中。此次中沙考古队拓印、释读的两方碑文,碑铭中有明确的纪年,分别为公元990年2月(伊斯兰历379年)和公元1029年3月(伊斯兰历419年);遗址出土的波斯釉陶残片,亦可与沙特巴哈拉遗址出土10世纪的波斯釉陶罐、中国福州地区五代刘华墓出土波斯釉陶罐(年代为公元930年)相印证。遗址表面还发现了属于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时期(公元750-1258年)的釉陶残片,结合遗址出土的中国宋元时期的青白瓷和青瓷残片(10~14世纪),可推断出塞林港的繁盛时期为公元9~13世纪。明清青花瓷片的发现,说明塞林港此后还曾延续使用相当长一段时间(有可能延续至殖民贸易盛行的16~18世纪,红海曾发现18世纪葡萄牙海船,船上载有中国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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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年铭墓碑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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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年铭墓碑拓片

    考古证实塞林港是一处朝圣贸易港。特定的地理环境,导致无论穿行红海的海上线路还是跨越阿拉伯半岛沙漠的陆上线路,都受到淡水资源的影响。阿拉伯文献记载,红海航行多在海港地点停留以获得淡水;陆路交通线的驿站则都是因泉水而设立(沙漠腹地的圣城麦加最早就是因为圣泉而发展起来的)。此次中沙联合考古队通过遥感影像发现,塞林港的东侧、北侧各有一条干涸的河道遗迹,古代可以为海船提供淡水;南侧濒临红海,有两处适合停泊海船的港湾;遗址选址位于南北向滨海古道和东西向通往矿业贸易中心城市Al Sham的枢纽之地,是商旅和朝圣者的必经之地。由此可见,塞林港成为海港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和人文传统条件。考古发掘期间,我们注意到遗址内侧的洼地,均已褪变为海滩盐碱地,地表植物均为适合盐碱地生长的低矮植物。我们推测,塞林港的废弃,很可能与后期河流干涸、海水倒灌有关(这一点还需今后作环境考古的进一步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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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机航拍墓地调查影像

    遗址出土的遗物充分证实这是一处朝圣贸易港口。中世纪海洋贸易的常见品:产自叙利亚和伊朗的玻璃器、产自埃及和叙利亚的珠子、来自遥远中国的瓷器以及波斯釉陶、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时期的釉陶等,在该遗址均有发现;特别是作为贸易证据的铜砝码的发现,充分表明这里曾经是一处繁盛的国际海洋贸易港口。又据阿拉伯文献记载,来自也门、阿曼、印度的信徒,曾经由此舍陆登舟,前往圣地麦加朝拜。遗址墓地发现的墓碑,常见《可兰经》的赞辞,墓主人的宗教信仰,明白无误。由此可见,塞林港当为一处朝圣贸易港口。


    红海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塞林港

    此次考古发现可与史籍记载相印证,证实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半岛、红海地区有着密切的海上交往。

    据中国史籍及出土碑铭,唐代的杜环与杨良瑶、元代的汪大渊、明代的马欢等旅行家均曾到达红海地区。公元751年,在唐朝与大食的怛逻斯之战中,杜环不幸被俘,其后旅居中东十余年,于762年从海路回到广州。杜环旅居期间,云游甚广,其著作《经行记》所云“大食、波斯,参杂居止”、“造屋兼瓦,垒石为壁”与考古所见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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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队员现场制作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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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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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队员检视出土碑刻

    1984年,陕西泾阳发现唐代外交使臣杨良瑶墓碑,详细记述其于唐贞元元年(785年)从广州出海,出使黑衣大食首都缚达(今巴格达)的航海经历,所云“贞元元年(785年)十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于远。界乎南海,舍陆登舟……往返如期,成命不坠!”。这是史籍失载的一段重要史实。

    元代著名旅行家汪大渊先后于1330年、1337年两次从泉州出海,抵达红海,其所著《岛夷志略》记述了麦加等地的风土人情,是十分珍贵的红海史料。与汪大渊差不多同时代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亦曾穿越红海、经印度古里、马尔代夫、马六甲等港口,最终于1346年抵达中国泉州港。汪大渊与伊本·白图泰,两位同时代的大旅行家,一个自东而西、一个自西而东,循着相同的轨迹,完成了红海-泉州的旅程,堪称东西方航海史上的佳话。

    更最值得一提的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期间(1430-1433年),副使王景弘曾委派通事(即翻译)马欢等七人,自印度古里港(今印度西南的卡利卡特)启航,横渡阿拉伯湾,自亚丁湾进入红海,从塞林港北部的秩达(今吉达港)登陆,赴默伽(今麦加)、蓦底纳(今麦地那)朝圣,并画得麦加天方真迹图——《天堂图》而还,马欢赴麦加的见闻,以旅行实录的方式保存在其名著《瀛涯胜览》之中,成为研究古代中国与红海交往的珍贵史料。

    与此次考古材料相印证的是,马欢去麦加,所携带物品清单中即有瓷器;比他早二百年游历红海地区的汪大渊,也目睹了中国瓷器在市场上销售的情形,时称“青白花器”(是否确指“元青花”,学术界尚有争议,但确为瓷器,当无疑义)。这与中沙考古队在塞林港发现中国瓷器的情形,恰相印证,表明至迟到元明时期,中国瓷器已经行销于红海地区。其实,在红海与波斯湾的港口考古中,中国瓷器可谓屡见不鲜,比如1966-1971年英国伊朗合作考古发掘的斯拉夫港口,2015年英国、沙特学者发掘的杰尔港遗址,近年来英国学者在阿曼发掘的苏哈尔港遗址(号称“通往中国的门户”),均有中国瓷器的发现。而埃及福斯塔特港遗址、伊朗斯拉夫港遗址和沙特多个遗址出土的唐代越窑瓷器、唐三彩器等,足证早在唐代,中国与包括红海在内的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一个陶瓷贸易的高峰时期。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晚唐五代时期的印旦沉船、井里汶沉船和黑石号沉船,正是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的见证。


    考古·回响

    本次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在国内外引起高度关注,沙特国内各界十分重视中沙联合考古队所取得的考古成果,并高度赞许中方考古队员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4月12日,沙特麦加省孔菲寨市长FadaAlbgme先生举行盛大仪式,为中沙联合考古队队员颁发奖杯,表彰其在中沙考古合作交流领域的杰出成绩。中国驻沙特大使李华新先生、沙特国家考古中心主任扎哈尼博士、沙特麦加省文物局局长Mohammad Al Amri先生均曾赴塞林港遗址工作现场慰问、考察。李华新大使还代表中方向沙特考古队员麦迪颁发了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亲笔签发的水下考古队员资格证书(麦迪曾于2017年来中国参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下考古培训班”,是第一位获得专业证书的沙特水下考古队员)。此外,中国、沙特、印度、巴基斯坦、德国等多国的媒体也纷纷报道了此次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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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沙特大使为我国培训的沙特水下考古队员颁发证书

    塞林港考古是中国考古队首次登陆阿拉伯半岛,揭开了中、阿考古领域深度合作的大幕。该项目的实施,旨在推动有关古代中国文明与波斯文明、伊斯兰文明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与此同时,藉此合作,中国、沙特考古队员也建立了深厚的兄弟友谊,双方将在合作协议的框架下,对塞林港遗址作进一步的联合发掘,并适时开展红海海域的水下考古合作。

    (中沙联合考古队供稿  中方队员:姜波、梁国庆、聂政、赵哲昊、王霁  沙方队员:Mahdi, Ammar, Waleed, Kalaf, Ahmed)


    编辑陈梅